这也就是我们在上一段中提到的人与动物的差别：人则能推，物则气昏，推不得。
三、六爻表法通乎世、出世间 《系辞传》云：易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。他以天台思想为主，融会华严、唯实、禅、净土、律各宗，形成了合禅、教、律归入净土的灵峰派。
若以卦爻言之，可以一卦一爻各对一事一物。（《灵峰宗论·〈四书蕅益解〉自序》卷六） 儒、道、佛三教之各种学说无非都是除去人的执著与束缚的一个方便，目的都在于显发心之本体。乃是万法之体要，故称之为粹。他又以常乐我净对释仁礼义智。总而言之，以为所解者是易、非易、亦易亦非易、非易非非易，都可以说得通，也都非根本，根本的是不要局定在这四句之中，是《易》还是非《易》，随因缘不同而呈现不同的体性，虽然不同但又不异。
如智德、断德具有自利、自行、自觉之内涵，恩德具有力他、化他、觉他之内涵。苟有盈满之心，则天亏之，地变之，鬼神害之，人恶之矣。王家范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，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，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现读先生遗文，与梁(漱溟)、熊(十力)、冯(友兰)诸家参照，更觉同一应乎时代之潮流，继绝学，开新境，而亦各有独自的情韵，相得掩映。她无言的心中怕仍系念着遗稿，却尚不知苦心已证正果。中国历史上之伟人大都精神极健全，西方之突出人物，心理上则每多病症。此类卓越人物顶天立地，其受难，遭毁灭，如山崩地裂至足令人惊怖，由极度激动而引发悲悯之情，寅畏虔敬不能自已，而小我之哀愁得以净化。
当晚生趋步走出先生当日之年岁，刚读出蕴味欲寻究竟之日，已恨不能起先生于地下，而旧日与郁南前辈有多少晤谈的良机，却因无知而蹉跎时光，现今只能由文意寻绎先生的苦心孤诣，未知能否契合先生之真神胜韵，真的是悔恨惶恐交加。正如周老悼文结尾所说： 他对人类有感情，对民族有感情。
文化之创进必须不断为理想之光辉所吸引，导致分化，突破当前之平衡，然后综合一多，以实现更高之平衡。先生在文中多有由此及彼、由彼返此的比量辩证。字字句句仿佛就像是在谴责我，或者像我一样的文化愚昧者，面对这样深情地关切着民族的命运与未来的那份心思，如此木然而无动于心。我虽较先生生之也晚，亦算是当时的一个过来人，明白上述诸语的份量。
20世纪以来诸学问大家对西方近世时弊之针砭类皆尖刻，入木三分，而与多数盲目迷溺西土、唯欧是美的浅薄议论大异其旨。西哲纯粹之唯物唯心论实不多见，而中国哲学则根本不能以唯物唯心区分派别，儒道俱持一体两面观。此诸弊病能令文化定型僵化，不仅停滞而已。此理想视社会为一自愿结合之体，法律为共同意志之表现，彼此人格平等，权利平等，服从多数而尊重少数，政权得以和平转移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任教于山东大学，病逝于曲阜。记得钱穆亦曾有中国古代只重治道而无有政体之研讨，如西哲亚里士多德者，皆发人深思。
得益于若干年前的文化热，方把我从倾心于政治、经济史，领向了对文化史关注一途。由此，先生之所以折冲于中西之间，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，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，实不欲独断，只求传其情致神韵。
迨物欲已净化，又不为任何宗教热忱或外在理想所激动，此时即呈现一片虚实不昧、清明和悦之境界，即后儒所称仁的境界。先生出身诗书世家，自幼聪颖，耳提面命之年，即浸染于国故艺文格致之学，承续我中华命脉的文化基因植根殊深，一生学问虽变易累进，却初志不改。对寡头政权先生绝不抱好感，平日常在亲友间坦露无余，言之即愤然，此则何故?读下文即知： 近代英、法、俄、普等国曾出现君主集权，19世纪由工业革命而产生富豪特权。在近代，游历西土、移习西学的一代人，其归趣五彩缤纷，亦不易思解：或然全盘西化，或然唯本土是优，返趋保守，此为两极。然两家于物欲俱不主遏绝，而以萧散奏净化之效。那时我对先生满溢诗情的飞扬文采简直倾倒，先生以睿智卓见所传达的意蕴，却因着文化浩劫尚带余温于身，竟无甚体会，读过也就置之一旁。
情感之发抒则主乎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论操持则特重庸言之信，庸德之谨，不甚慕奇伟非常之行。斯人已长逝，余音萦苍穹。
转道赴美，应爱因斯坦之邀，至其寓所讨论《相对论驳议》。本书稿全赖夫人悉心整理，其中也融和着郁南前辈的文思神驰，现今已问世有望，且正值先生九十诞辰，似可令形影相随一生的两老冥冥(一已形逝，一已神逝，故俱曰冥冥)中稍得慰藉。
先生不满意西方者于书中屡有论述，无有曲意回掩。这是何等的悲哀，又是何等的凄痛! 许思园（1907-1974） 我受先生遗属之托作跋，作为后学晚辈本不敢承当。
耕读传家，比比皆是，士农身份，原不甚悬殊，而同为儒家教化所孕育。最主要者为士大夫虽来自民间，但形成阶层之后则高居民之上，成为受大众供奉、受帝王豢养之辅治者。毕竟是挚友知音，周辅成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文中则已道破机枢。中国民族特富于理性，和平宽容，能忍耐自克，不因彼此间思想信仰不同而互相迫害，其故或基于此。
至于圆融与否，大化流行，生生不已，充实之极而又空灵之极，此纯出诗人妙悟。以志率气则成其大，心为形役则沦于小。
此境界明净莹澈，无对碍，故无不感通。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道： (西方)19世纪后半期民主政治较有进展，而贫富悬殊则日益加剧。
全民政治之必要条件极难具备，充分实现迨不可能。在这方面，我觉得先生所给予的，有些是为前人所未发的。
先生对中国文化之检讨，无除不重视纯知识活动，逻辑与科学两途俱不发达外，以民性悲情与劲气不足致意特深，几近贾长沙之可痛哭、可流涕、可为长叹者，故颂悲剧一节读来尤震撼人心。然而，如果一个人的死，并列在很多不幸者中，而人们都在为一切不幸者的不幸而悲痛的时候，他却像被人忘掉一样，甚至无人想到、念到，好似山谷中的鲜花，自开自谢，无人过问，这就使人不能不无限低徊了。诚如先生赞陶(渊明)所谓其人虽已没而千载有余情者也。先生异乎此，独发异中之同，道出世上所有文学乃至历史、哲学，虽多姿多采，风格迥异，穷其究竟无不归于人学。
然而后儒未能体会此意，安于现实，不知开拓理想境界，对客观真理、美、善、光明作无穷之探求。郁南前辈出诸湖南浏阳唐氏，著名近代政治家唐才常季弟之女，体态清癯，瞳子炯然有神，举止风度翩翩然名门闺秀风范。
道家则有为道日损之说。由于机械唯物论、决定论之笼罩一切，故此时之自然主义人生遂极度阴黝，即意识中呈现之自由之感亦认为只是幻觉。
初读遗文，最感突兀的是，先生多次申言思想信仰自由、职业自由、财产与人身自由在中国历朝已视作理所当然，不须明文规定，中国人两千余年来在君主世袭制度下所享有之政治自由较19世纪以前西方人所享有者实远为充分。西方社会一贯建筑于特权之上，古希腊、古罗马如此，近代亦如此。
